俞可平

政治面貌:

职称:

单位:

任职:

  • 个人简介
  • 学人文章

一、人物简介

俞可平,男,汉族,出生于1959年,浙江诸暨人。著名学者,政治学家,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1988年获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2003年获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因倡导“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而广受关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曾引起极大反响。2008后获“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称号,2011年获“中国软科学奖”,同年被美国《外交政策》评选为“全球百名思想家”,2015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年度学者”。

二、人物生平

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师专政史系。

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哲学系讲师。

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政治学博士。导师赵宝煦、博士论文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

1987年毕业留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

1993年-1997年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

1997年-2002年担任所长。

2003年-至今 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2008年,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三、研究领域

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

四、荣誉及成就

1.2007年,《南方周末》称俞可平是十七大之后中国“最耀眼的政治学者”。

2. 2008年,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等评为“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之一。

3. 2008年,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4.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先生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创刊号专访时,称“中国拥有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其中提到了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政治学家俞可平。
5.2009年,香港《镜报》评论员撰文,称俞可平是“在中国政、学两界堪称是始终走在理论、现实问题最前沿的民主政治探路者”,并认为他是“一位看向中国政治未来的独特学者”。
6.2010年,作为“民主的思想推手”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1999-2009年“十年影响力人物”。
7.2011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百名顶尖思想家”。

8.2011年,被深圳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授予“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奖”。

五、学术研究

1、当代中国政治系统研究

俞可平在国内较早运用诸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分析和政治沟通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进行全面的学术研究,力图探索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福建论坛》1988年第3期)等论著中,作者分别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文化背景和发展进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作者指出,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有三个显著特征,即政治党团机构的行政化、政治职能机构的多重化和法定权力机构的形式化;从政治沟通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单通道信息传送体制,其基本特征是政治信息传播网络的高度一元化。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种政治体制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它的模式维持能力、整合能力和适应能力正在经历严峻的考验。对政治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是加速中国政治现代化,从而缓解政治系统目前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的根本途径。
具体到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俞可平提出了一个以系统、结构、功能、信息、运行机制为主体的分析框架,它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各种政治现象之间以及政治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在部分与整体、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的相互关系上对中国政治进行分析的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可平的上述研究是在80年代末进行的,这使他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政治学研究的启动者之一。
2、增量民主研究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民主政治的演进方式与路径,俞可平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在“增量民主:三轮两票制镇长选举的政治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3期)、“增量政治改革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第1期)、“走向增量民主与治理:中国的评估标准与理论总结”(美国《新政治学》,2002年第24卷)、《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俞可平对“增量民主”的内涵、特征以及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增量民主意味着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但同时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增量民主”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俞可平对渐进民主和增量民主进行了区分:尽管两者都强调民主发展的有序性、平稳性、连续性,但“渐进民主”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民主”强调的是目标与后果,即利益总量的增加;“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民主”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根据增量民主的逻辑思路,俞可平指出,深化党内民主以及推进基层民主应当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增量民主理念源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思考,同时它也是对一般民主思想的丰富与发展。研究者既要有理论视野,又应有现实关怀,俞可平对此作了极好的诠释。
3、和谐社会研究
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我们如何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对于这些问题,俞可平在“和谐社会面面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1期)、“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理论动态》2005年1月10日)、“公民社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社科论坛》2005年第3期)、“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等文章中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认为,和谐社会是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涵盖了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如果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即从政府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和善治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俞可平认为,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俞可平认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善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另一基石。俞可平认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在俞可平看来,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善治的社会目标,就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要努力扩大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范围,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程度。 第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第三,提高党政机关的责任心,要使政府的权威被人民自觉认可。第四,扩大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第五,不断提高政治透明度,建设廉洁政府。
俞可平的上述研究,赋予和谐社会以新的时代内涵,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推动了和谐社会研究的深入。
4、动态稳定研究
稳定是一个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前提。那么,在市场经济和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如何才能保持社会稳定呢?为此,俞可平提出了“动态稳定”的概念。在“政治发展更要软着陆”(香港《大公报》2005年3月14日)、“怎样看待‘动态稳定’”(《北京日报》2005年9月19日)等文章中,俞可平对“动态稳定”的概念及特征作了详细论述。他指出,动态稳定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它是相对于传统稳定而言的。传统的稳定是一种静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与此不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现代的稳定则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动态稳定则以“疏”为主。动态稳定意味着公民可以在法律框架内合法表达自身的利益与诉求,它鼓励公民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沟通、妥协与合作,因而它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俞可平看来,一个自信、充满活力的政府是实现动态稳定的关键。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动态稳定的社会。俞可平倡导的“动态稳定”理念,对于我国政府转变执政理念、提高执政能力有着很强的启发意义。
5、政府创新研究
政府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研究政府创新问题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发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增量民主与善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政府”(《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论政府创新的基本问题”(《文史哲》2005年第4期)、“论政府创新的主要趋势”(《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地方政府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在加拿大“全球化与地方自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5)、“创新:社会进步的动力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4期)等论著中,俞可平对政府创新的特点、意义、方式、动力、目标、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他指出,政府创新就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它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对政府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在俞可平看来,政府创新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政府创新具有公共性。政府创新的主体是公共部门,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政府创新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公共服务,增进公共利益。其次,政府创新具有全局性。政府创新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不是政府公共部门自身,而是广大的公民。由于政府掌握着社会的政治权力,政府创新的结果通常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后,政府创新具有政治性。政府创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直接涉及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十分敏感,风险性也比其他创新行为更大。政府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政府应当成为创新的表率。俞可平指出,一个良好的现代政府不仅应当是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应当是民主、文明和创新的政府。
2000年,俞可平发起并主持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这是中国首个由独立的学术机构对政府改革和创新进行科学评价的奖项。迄今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成功举办了五届,1500多个地方政府参与了评选活动,50个创新项目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旨在鼓励地方政府的创新与改革,发现并推广地方政府在治理创新、机构改革和公共服务中的先进经验,该奖项已经在国内外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6、农村治理研究
中国农村的治理状况是俞可平着力颇多的另一研究领域。在“试论农村民主治理的经济基础”(《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3期)、“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与治理——以福建省漳浦县长桥镇东升村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夏秋季号)、《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等论著中,俞可平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延续、结构、模式、过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俞可平认为,中国农村的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历史性的演变逻辑,它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近代以来,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农村治理改革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政府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从整体上规范、制约和引导着农村治理的结构、职能和方向;其次,它是一种多元治理的模式。直接参与农村治理的有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威:一种是官方的权威,一种是纯民间的权威,第三种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两者之间的公共权威。再次,它是一种精英治理的模式。无论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在农村精英始终在农村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俞可平认为,尽管面临着自治制度流于形式、政府干预太多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治理改革必将进一步深入下去,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现代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于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俞可平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的历史比较方法与治理——善治分析方法,为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并推动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7、中国模式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那么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是什么?中国模式有哪些特征?其实质和意义又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俞可平在“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红旗文稿》2005年第19期)、“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文汇报》2005年9月4日)等文章中进行了深入论述。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在俞可平看来,中国模式的特征有:国内的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结合;根据本国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俞可平认为,中国的上述经验应当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和借鉴。
同时,俞可平指出,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尚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在他看来,“中国模式”要得到继续发展和完善,必须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必须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同时,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在全球化时代,政府要对公民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为民间组织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俞可平从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启发了我们的研究思路,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8、政治哲学研究
政治哲学是俞可平最关注的领域之一,他所发表的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他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为数不多的专治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政治哲学概说”(《百科知识》1991年第4期)、“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安徽大学学报》1993年第期)、“自由主义之后的社群主义”(《公共论丛》1998年第1期)等论著中,俞可平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内容、演变和流派等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上,作者发表了独到的看法。
俞可平认为,政治哲学主要研究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质,它是关于根本性政治问题的理论,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政治价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它主要提供的不是关于现实政治的知识,而是关于现存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未来政治生活的导向性知识,即主要关注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换言之,它主要回答“应当怎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生活等等。在这一点上,政治哲学应与其他的政治理论区别开来。一般的政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事实,着重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哲学不属于经验理论的范畴,甚至也不属于狭隘的科学主义者所说的政治科学的范畴。但是,以此认为政治哲学与经验事实材料毫不相干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正确的抽象都离不开一定的经验依据,要真正弄清楚“应当怎样”,就首先必须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因此,政治哲学在研究政治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政治事实,不过,它所关注的不是一般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而是带有根本性意义的政治事实,例如,国家的性质是什么,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怎样,什么是民主国家等。
在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俞可平指出,政治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灌输给公民的,它要求公民完全信仰,而政治哲学则是政治理论家对某些根本性政治问题的理论论证和阐述,它试图通过说理的方式使公民信奉一定的政治价值。但是,政治哲学的最终目标是为政治生活提供指导方向和价值标准,因而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基础。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以一定的政治哲学为基础,而任何政治哲学也必然反映着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哲学曾是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但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学界,“规范化”的政治哲学研究一度被“科学化”的政治行为研究所取代。这股思潮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治学界,一时间注重对政治过程的动态、量化研究的呼声日渐强烈,而规范的政治哲学问题受到冷落。殊不知政治哲学和政治行为研究的并重已成为70年代以来政治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俞可平敏锐地捕捉到并紧密跟踪这一发展态势,潜心于研究深层次、规范化的政治哲学问题,并有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问世,这对推动中国转型时期政治学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9、治理与善治研究
俞可平是国内治理和善治理论公认的开拓者。在《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哲学研究》2000年第10期)、“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等论著中,俞可平对治理和善治的定义、要素、特征以及全球治理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治理有四个特征:它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俞可平对治理和统治概念进行了区分:首先,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俞可平认为,全球化要求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在他看来,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它有10个基本要素: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3)责任性,它指的是管理人员对其行为的负责程度;4)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5)回应(responsiveness),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6)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7)参与,这里的参与首先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8)稳定,它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公职人员不以自己的职权寻租;10)公正,它指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俞可平对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开创性研究,不仅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我们转变执政理念、推动政治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直接的意义。
10、公民社会研究
公民社会问题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学术课题。作为国内最早倡导公民社会研究的学者之一,俞可平在90年代初就领导了一个课题小组对公民社会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实际上可分为三个流派,其一是历史学派,以历史上的民间社会来比拟现实中的公民社会;其二是民间组织派,将公民社会界定为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其三是政治哲学派,从政治国家-公民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公民社会,将公民社会界定为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俞可平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等论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公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等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个分析范畴。只要有政治国家存在,就应当有与之对应的公民社会,但是在缺乏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条件下,公民社会总是被政治国家吞没。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而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产生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正在悄然兴起,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结构、类型、特征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
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俞可平研究的另一旨趣。在“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特征”(《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若干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等论文中,俞可平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内容、特征、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意见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特征,典型地体现为宏观鼓励与微观约束、分级登记与双重管理、双重管理与多头管理、政府法规与党的政策、制度剩余与制度匮乏、现实空间与制度空间的共存。俞可平认为,改善我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关键在于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只有给予公民社会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完善相关的法律、规章和政策并促使公民社会与政府更好地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善治的社会目标。
俞可平的上述观点在国内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对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使他成为国内研究公民社会少数有造诣和贡献的政治学者之一。
11、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比较政治是俞可平近年来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他在“政治制度需要比较和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1期)、“政治学的公理”(《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等文章中指出,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和政治学家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发展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科学知识,对人类不断改进自己的政治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切理智的和有责任心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马克思所倡导的个性完全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以及人类的尊严、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实现和维护人类的这些基本价值,没有一套合适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下,纵使有悲天悯人、正直无私的政治家和公民,最终也难免暴政和独裁;而一旦出现独裁、暴政或苛政,那么,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等民主权利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障;迄今为止,能够最为有效地抑制独裁和暴政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为此,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应当看作是人类政治知识宝库中的财富。
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政治学这样重要的一门科学,我们竟在20世纪50年代把它取消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恢复。在如此之久、且对新中国十分重要的这个时期里,我们不但不鼓励甚至不允许人们去研究政治学。于是,原先研究政治学的人被迫更换专业,一般学者更是唯恐躲之不及。结果是,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得不到普及,许多人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一般公民对国外政治制度的知识更少得可怜,即使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讲,也仅仅知道“三权分立”、“轮流执政”等概念而已。
俞可平强调,学习、借鉴和批判国外的政治制度,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对这些制度有全面的了解。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真正的改革开放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当代世界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惟有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比较、有鉴别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些年来,我们对国外的经济和文化已多有介绍,相对说来对国外政治制度的介绍则少得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国外的各种政治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学习、借鉴和批判国外政治制度的需要,也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在任何国家都是难分难离的,不懂得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很难真正懂得其经济体制,也不利于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如此。
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俞可平投入了大量精力,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套大型的比较政治研究丛书《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编写这套丛书的原则是,尽可能完整、准确、全面地介绍当代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自治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了解国外政治体制提供最新的基本素材。该丛书以国别或地区为单位编写,绝大多数一国为一本,个别的几国或几个地区合为一本,每本20万字左右,选择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美国、加拿大、德国和瑞士、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荷兰、北欧四国、俄国、东盟五国、日本、韩国、南非及澳大利亚,共16本。除美、英、日、法等少数几国政治制度,国内已有相关译著或专著出版外,其他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均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该套丛书的出版(1998年3月)为深入开展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一大空白。
12、比较现代化研究
90年代初,俞可平转入比较现代化研究,着重比较各国现代化的代价。作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还西方式现代化”(《亚太研究》(杜克大学,1992)、“关于现代化代价的思考”(《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1期)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现代化、民族化与全球化”(《光明日报》,2005年)等文章中指出,现代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的若干消极影响。作者把现代化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称作现代化的代价,例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两极分化、逆差心理、政治腐败、资源浪费等。但是,各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措施将现代化的代价降低到最小限度。对于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来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既然要实行现代化,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将这些代价降低到最小限度;对于一般公民来说,要理解现代化对社会带来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就应当明白,只有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才能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过分渲染现代化的代价,那样极容易诱发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民粹主义情绪,而民粹主义虽然可能带来短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由于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因此,民粹主义对国家的现代化最终是有害无益的。
俞可平所进行的比较现代化研究,选择了比较各国现代化的代价这一独特的视角,以科学、冷静、客观的态度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化问题,消除对现代化的种种误识,而且也有助于政府有关政策和行为的合理化,因而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13、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是一个与政治哲学关系至为密切的领域,俞可平在重视政治哲学研究的同时,也较为关注政治文化研究,他在“政治文化概要”(《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中国传统文化论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30年代中国思想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美国《亚太研究》1994年第2期)、“中国通俗文化中对毛泽东的再评价”(德国《妇女与中国研究》1995年第3期)、“后革命与传统中国政治”(《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等文章中,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要素、结构、功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化的途径等问题,均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例如,他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等等”)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被研究者们广为引用。又如,在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时,俞可平指出,国内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讨论和研究,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囿于中国历史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另一种偏向是用马克思的理论套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而阻碍了研究的深入。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归类于马克思所说一般封建主义的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绝对的专制主义,其实质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由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民本主义与君主主义并不是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相反,它们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俞可平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提出的上述有关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独到见解,推动了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
14、中国文化研究
文化同社会的进步与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会对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本身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君子:传统文化的整合——从《菜根谭》看儒、道、释的合流”(《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2期)、“西化与中化之辩——评30年代前后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两种观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1期)、“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在洋务运动以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辩论中,“西化论”和“中化论”的论战一直处于整个辩论的中心。西化论者认为,西方式现代化是世界趋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冲突,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无可取之处,理应遭到摈弃;中化论者则认为,东西方文化是可以共存和互补的,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容和存在价值,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俞可平认为,从方法论上看,“西化论”和“中化论”都存在着一些致命缺陷:它们都把现代化当作是一个全然积极的过程,没能看到现代化内在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恰恰正是造成现代化进程在中国一再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都把文化当作现代化的决定性变量,试图以此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弱点注定了无论是“中化论”还是“西化论”都不可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出深刻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估。
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俞可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深深烙上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印记。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等文章中,俞可平指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他指出,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他预言,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俞可平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紧扣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理清研究脉络、拓展研究视野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15、全球化研究
俞可平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全球化的悖论: 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全球化研究的中国视角”(《东方》2001年第2-3期)、“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韩国《东亚研究》2003年第44辑)、《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中,俞可平对全球化的本质与特征、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全球化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根据俞可平的定义,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其基本特征就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在他看来,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同时,全球化又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本身蕴涵的内在矛盾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又会推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俞可平认为,虽然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对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和政治过程的深刻影响,集中地体现为它对基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俞可平看来,国家主权确实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但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处于核心地位并且起着核心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俞可平认为,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关键取决于政府选择怎样的应对策略和治理模式。
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俞可平研究的重点之一。他指出,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影响。俞可平认为,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问题。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正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速度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担负起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充任重要角色,致力于确立一整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谋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国内治理方面,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在继续推进善政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洁、负责、合作、参与和公正”为主要标准的善治,是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提出的政治要求,也预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俞可平的上述见解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其带来的学术影响以及引发的学术争鸣,推动了国内全球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6、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的首席专家,俞可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政治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1年,第2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学习时报》,1999年6月28日)、“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5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是“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等论述中,俞可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以及今天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系统的看法。
俞可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或根本命题,就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归根结蒂就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保障,就是最大限度地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衡量一种理论和实践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看这种理论和实践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以人为本”,就是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尊严和权利,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题中之义。因此,“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同一命题的不同表述,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内在和谐,要求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协调发展。可见,科学的发展观,也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高命题的逻辑要求。俞可平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具体地说,就是消灭人类社会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消灭产生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解放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性的完全复归和个性的彻底解放。在俞可平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完整理论体系和科学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背后的,是一种科学精神,即对任何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历史地加以看待,而不是墨守成规,拘泥于教条和书本。
关于在今天的现实条件下,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俞可平提出了三点看法。首先,应当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次,应当全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后,应当发展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俞可平的结论是,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实践,以我们眼下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科学地、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忠实于经典著作的原意;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努力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应当是我们今天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根本态度。
俞可平的研究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与根本命题,这对于我们解放思想、正确理解、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7、国外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苏东剧变后,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但是在西方学术界,由苏东剧变引发的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与前途命运的大辩论却愈演愈烈。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等论述中,俞可平对这场辩论的内容、特征、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俞可平认为,这场辩论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目标,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俞可平看来,9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主义观与以往的社会主义观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历史上,社会主义者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效和罪恶,现在他们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反思社会主义的危机和前途上;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体制自身的问题,而当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关注社会体制的同时,也日益关注社会体制之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致出现了所谓的生态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者往往同时强调平等和效率的价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社会主义者都极其重视民主,包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但在90年代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中间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更强调经济民主;传统社会主义者拒绝市场经济而恪守计划经济,西方社会主义学者则倡导市场经济,认为无市场不仅不能有效发展生产,并且还会使公有制最终堕变为官僚所有制;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一直主张国有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西方社会主义者则倡导私有与国有相结合,私有经济占相当比重的“混合经济”。俞可平认为,对这些西方社会主义的新观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对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广阔的研究视野与敏锐的问题意识。俞可平敏锐地捕捉了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化时代的一些新变化,不仅开阔了我们的研究思路,而且其治学态度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18、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研究
俞可平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等文章中,俞可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模式、特征、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通过比较分析,俞可平认为,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制度性要素,如市场经济、私有制主导、多党政治、代议民主、三权分立、福利国家、多元意识形态等。俞可平着重评析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通过对全球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以及新帝国主义等西方左翼思潮的深入分析,俞可平总结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观点,主要包括: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高度信息化,当代资本主义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风险时代;资本主义具有极度的对外扩张性,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政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唯物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在充分肯定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同时,对其存在的弊端和危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俞可平认为,重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于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及其本质特征,是极为必要的。
通过分析,俞可平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西方学术界传统的左、中、右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左翼理论阵营内部发生急剧的分化,流派众多;从整体上说,西方左翼学者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批判;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缺乏切实可行的理想目标等。在俞可平看来,西方左翼学者的理论和学说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因而他们的分析无法摆脱其内在局限性。
俞可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素材。尤其是他将全球化作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更是启发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政治学学科建设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俞可平非常关注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他在《当代中国政治分析框架》、《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从政治行为主义的得失看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3期)、“让政治学在新世纪再放光彩”(《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等论著中,多次提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并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是政治研究必须最密切地与现实相结合,同时又不仅仅局限于对现存问题的研究。任何政治理论、政治分析都必须最紧密地与现实相联系,但是,现实不等于现存,现实是具有必然性的现存。政治学研究不能仅局限于现实的东西,而是应研究合乎必然性的政治现实,把握政治发展的规律;二是政治学研究既要服务于现实,又要重视自身的理论建设。政治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必然有其现实基础,也必然要为现实服务;政治学也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己的逻辑体系。因此,我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既要自觉注意建设一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政治科学,又要使它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使这两者达到尽可能完善的统一;三是政治学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同时兼用所有有助于政治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历史的和哲学的方法,才能揭示出政治现象的本质,而自然科学方法和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的方法则能使我们对政治现象的理解更具体更丰富;四是政治学研究应当尽可能地吸取其他有关学科的最新成果,并把它们融合到政治科学中去,但是政治科学自身必须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不能被其他学科所取代。

俞可平关于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上述观点,形成于80年代末,这些观点在当时的政治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并逐渐为许多政治学者所认同,对促进我国改革时期政治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Prev:邹东涛
  • Next:王浦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