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方式 TOP 10
典型推荐

【摘 要】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在社区治理中却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甚至一度有被边缘化和能力弱化的倾向。借鉴社区网络化治理分析模型,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经历了三种模式。在赋权增能模式下,居民委员会是社区网状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平台和中介,要“对上争取项目、对下发动、组织居民,左右链接资源”,扮演着“节拍器”、“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等积极行动的角色。赋权增能模式,改变了政府在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困境,悄然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促进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居委会;角色;功能;社区治理;社区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由管理走向治理阶段。治理理论认为,治理反映的是各种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和相互协作”的网络关系,政府已不再是“社会权力的唯一中心”[1]。社区治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来看,“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模式下,政府给予社会自主空间的大小及社会自身的成熟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自治功能的实现程度”[2]9,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要始终“在场”,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模式和效率高低”[3]8。代表着社会力量的居民及各类居民自组织的发育程度也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走向。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则摇摆不定,“行政与自治双重角色冲突”[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5],现实层面上,社区居民委员会最终成为“政府在社区职能延伸的工具和落脚点”[6]。学界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多有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角色和功能:第一种是代言人角色。单位制的解体、传统压力体制下的政府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将处于“原子化”分散的社会成员再整合组织起来,“国家—社区—个人”纵向一体的控制结构,使得居民委员会在实际运转中“早已脱离基层自治组织的法理属性,退变为国家政权的末梢环节,扮演着国家代理人的‘准政府角色’”[6]。居民委员会事实上承担着类行政组织的功能;第二种是投机者角色。一方面,居民委员会采取“选择性应付”行为逻辑来应对上级政府的施压行为[6],另一方面居民委员会也有讨好居民,在和居民、居民自组织“互动中不断获得其认同和权力合法性的行为”[7];第三种是沟通者角色。居民委员会作为联系政府和居民的中介和桥梁,对上要为政府分忧,对下要为百姓解难,两者都不能得罪,往往使他们受“夹板气”,出力不讨好。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遗憾的是它往往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社区治理中,各行动主体处于何种关系结构,如何找准居民委员会的功能与角色定位,理顺社区内部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回答其中部分问题。

二、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三种模式

国家与社会的传统二分,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实体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已很难被看作是一个可感知的、明确的实体,而是由具体事件中的各个社会行动者所反映出来的”[8]。社区作为充斥着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特定场域,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需要从政府、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的现实关系出发寻求历史沿袭。陈伟东教授从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践中,聚焦社区各行动主体的行为模式,以居民掌握社区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程度为重点,提出社区治理的三种分析模式:权威管制模式、给予服务模式和赋权增能模式。本文借鉴其分析框架,探讨不同时期居民委员会在其中的角色和功能定位变迁,以及三种模式下各个行动主体的关系结构。

(一)权威管制模式

权威管制模式,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化身超级“保姆”包办一切。政府不仅在资源、制度上提供支持,而且替民做主,替居民表达需求、策划活动、制定居民行为规范,服务产品则由居民委员会提供。权威管制关系结构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社会力量行动空间被挤压,居民委员会和居民被动接受服务和管理,造成的结果是政府在行动,社会根本无行动。中国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发展有其阶段性,传统的权威管制模式也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它的形成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城市社会,国家依靠一个个单位直接控制和分配资源。全权全能政府是“城市社会的唯一治理主体,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管理,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几乎包揽社会成员一切社会事物”[9]。“单位制”社会虽压抑人的本性,但在资源匮乏、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单位制”的不断瓦解,政府为了“革除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重建合法性”[10]3,开始推动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运动。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便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和结构再造。制度惯性依赖使然,政府主导意识强烈,企图用行政手段直接造就社区的治理能力。曾经,“拾单位之遗、补单位之缺”[11]的居民委员会,由于法定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无法摆脱街道办事处将其内化为自身科层体系组成部分的境遇而成为政府的‘腿’”[12],成为“类行政化”组织。社区建设依然是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

权威管制模式背后的理念是权力本位,权力和资源在行政体制内封闭循环,社会力量缺少生长空间、行动僵化。鉴于此,政府开始转变职能和下放权力,社区建设方式开始转变。上世纪90年代后,陆续涌现出“青岛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等一批典型模式。沈阳进行社区体制改革的探索,主要是重新划分社区,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空间层面,并按照居民实际居住地重新调整了社区的人口规模”[13]。在社区管理体制上,建立了由社区居民和辖区单位的代表组成的社区成员会议,讨论决定社区的重要事项,并成立社区管理委员会作为社区成员会议的执行机构,建立社区党组织。沈阳模式通过调整社区组织架构,推动社区实现自治,其经验模式在全国多个地方得到推广。江汉模式在沈阳模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重新定位社区,重构社区微观组织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厘清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区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确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确保“社区在协助或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能’”[14];理顺社区居民委员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办事处和社区组织的职责边界,以期保障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从江汉区的改革实践来看,社区治理模式是有效的,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负担得到松绑,一定程度上回归自治本能,但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仍然参与不足,自治能力缺乏。

权威管制模式的最典型的代表是社区网格化管理。它使单一主体层级结构得以延续和强化,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实质是通过公共服务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政府虽然下放部分权力、转变职能,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了政策、制度、资源等条件,创造了一定的社区自治的渠道和空间。但政府的角色和理念仍未得到转变,替民做主包办一切。居民委员会开始从繁重的行政负担中解放出来,开始回归引导居民自治的本设,但由于缺乏相关知识、理念和专业技术,居民委员会无法承担引导者角色,事实上仍是处于“代言者”、“投机者”和“沟通者”的角色和功能定位。

(二)给予服务模式

管控模式下的政府一直在包办,社会主体无行动,造成行政成本过高,长远来看会拖累政府和整个社会。给予服务模式,政府不再跳单人舞,而是通过资金投入、搭建平台、创新制度激励等方式,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等市场化运作的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为居民服务。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对居民展开需求调查,并根据居民的需求策划服务活动、制定服务的公约并向居民提供服务产品。

给予服务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目前实施的嵌入式“三社联动”。2003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尝试购买社工服务,此后上海经验开始走向全国。2011年前后,上海、深圳、广州等东部沿海城市开始将社会工作嵌入社区建设,在体制之外培育新的行动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的状况。社会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机构,是活跃于城市社区的准公共服务平台,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专门的社会工作”。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服务对象主要是特殊人群如残疾人、自闭症患者;弱势群体如老人、儿童、流动人口等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一方面能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转变政府的职能,提升工作效能;另一方面能直接对特殊人群提供专业的服务,解决公共服务不足引发的社会矛盾。东部沿海城市实行的嵌入式“三社联动”是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社会组织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相比社区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属于“生计型参与”,除满足居民服务的需求之外,还必须兼顾到政府的考核、自身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合约期限根据岗位任务一般为1~3年。囿于合约期限,某些社会组织往往把精力放在满足甚至讨好居民,强化居民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而疏于把居民组织起来,增强其自助和互助的能力,以达到巩固权力、延续机构生存的目的。社会组织仍然是包办一切,居民纯粹是服务的享受者和公益行动的旁观者,自身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嵌入式“三社联动”,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政府的角色,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事实上被排除在外。

作为改革的排头兵,深圳市为了把居民委员会从行政事务的樊篱中剥离出来,进行“居站分离”的尝试。社区服务站被分离开来,“承接从居民委员会剥离出来的行政性管理工作”[16],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漏斗效应”使得行政事务层层下沉至最后层次,社区服务站不堪重负,居民委员会则无所事事,逐渐“能力弱化、边缘化,甚至走向空心化”[16]。无论是嵌入式的“三社联动”,还是盐田模式的“居站分离”改革的尝试,政府都是在“释放部分权力和资源给社区中的社会组织”[16]。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居民自治的法定组织角色和功能都在被边缘化。

(三)赋权增能模式

赋权(empowerment),也叫赋权增能,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把赋权定义为:“人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它不仅是集体的、社会的、政治的过程,还是个人的过程”[17],其核心就在于使个体和集体获得能力,并增强其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政府简单的下放权力或者依靠专业的社会组织为居民服务都没能触及问题的核心,我国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居民缺位、居民的主体性缺失。重新唤起居民的主体性,需要引导居民自我赋权和增能,把社区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充分交给居民,让居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回应自己的需求、解决自己的问题。政府不再充当超级保姆和社会组织的不接地气,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的使命就天然地落到了社区法定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身上。自2013年开始,湖北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成都市成华区、济南市历下区等地相继走出一条内生式“三社联动”道路,政府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能力建设、借助专业机构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赋权增能,再由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政府和社会组织不再大包大揽,而是陪伴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一同成长。社区居民委员会成为了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节拍器和助推器,一方面掌握节奏,平衡和协调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关系。凭借“类行政组织”的角色,向上争取政府下沉的权力和政治资源,同时依托社会组织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自我增能赋权,另一方面结合居民信赖居民委员会的天然优势,向居民赋权增能,助推居民通过参与生成主体性。

赋权增能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变量是社会治理技术的使用。这里的技术,不同于一些学者所指的自然科学技术(technology)或媒介技术(如互联网、微博等媒介的使用,这些技术只能解决居民人际关系和社会沟通的方式和效率),而是社会治理技术(method),解决的是居民和其他行动主体的治理能力。如果把“权”和“能”视为赋权的两个核心要素,则“权”包括政府下放权力,居民获得决定权和行动权两个方面;“能”则指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居民以及社区社会组织获得个体和集体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赋权不是简单的一次性赋权,也不是把一套社会工作技术直接传递到个体成员手中,赋权是彼此之间通过平等的对话,互为师生、互为主体,彼此交互建构主体性的过程。相比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方法,赋权增能模式使政府、居民委员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新制度(公益创投机制)使政府干预由直接转变为间接,从命令转变为契约;第二,资源使用方式由过程控制转变为结果控制,充分给予社区自主权,鼓励甚至帮助社区开发社会资源。在权责划分上由权责分开转变为权责分担;第三,在方法上由简单移植行政工作方法转变为使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赋权增能模式真正改变了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局面,国家通过间接的方式,以社区服务为载体,把影响从政府—社区层次延伸到家庭和个人水平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进入到交融状态,呈现出国家中的社会、社会中的国家状态。

三、积极的行动者:居委会角色功能再造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和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区建设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但如果从村(居)民参与的程度来讲,村(居)民自治仍然未能实现。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政府一直在积极地行动,从最早的“青岛模式”、“上海模式”到“沈阳模式”、“江汉模式”,再到“盐田模式”和现在盛行的“三社联动”,政府一直在寻求改变。以专业的社工机构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居民委员会随着政府体制机制的变革,悄然而又被动地发生变化。只有社区居民仍然习惯于被动员式地、麻木地参与。政府、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付出换来的是居民的冷漠、居民成为公共服务单纯的享受者。透视社区众多行动者的角色、功能和行为逻辑,我们发现本该扮演一个积极行动者角色的居民委员会,却长期遭受冷落和忽视,被当成政府的一条“腿”、被认为不够专业。2013年开始,全国众多省市成功运行的内生式“三社联动”表明,居民委员会已经成为了社区治理结构体系中的“节拍器”和“助推器”。居民委员会重回社区治理核心,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一)历史的土壤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皇权不下乡”,国家权力无法延伸到社会基层。至明清时期,乡绅阶级已演化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官绅共治”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基本构成。“乡绅的身份是双重的:亦官亦绅,他们是中央政治权利体系向乡村基层垂直延伸的结果。”[18]封建社会专制王权,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村民自治,但社会基层的确需要一种理性的既能保持一定独立性,同时又与政治权力相依存的组织结构。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城市基层主要以自发性的街坊社区为主”[19],存在大量的民间机构,主要是“街坊宗教会社、商业行会以及其他组织如义务消防队、善堂等”[19]。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老汉口还有大量的商业协会和同行工会存在。这些组织具有“自发性”、“排他性”和“民间性”的特点,同时又与官方紧密联系。正如黄宗智等学者所分析的:“中华帝国晚期以来,存在一个第三领域,治水、赈灾或治安等地方公益事务典型地发生在第三领域,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参与下进行的。”[20]430-432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的民间组织被取缔或改造,邻里组织居民委员会应运而生,并逐渐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追溯历史,居民委员会作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有其存在的历史土壤,正是这种特殊的形式,赋予居民委员会应有的使命。

(二)现实的天然优势

城市居民委员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具有天然的法理属性,一切居民自治行动都绕不开居民委员会。改革开放后,社会急剧的变化,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单位人”向“市场人”、“社区人”的转变,居民“原子化”和社区碎片化现象突出,但居民委员会作为法定组织,仍然具有很多优势。第一是政治优势。台湾地区,社会组织发达,存在大量的社区发展协会、基金会合作社等组织。“业必归会”、“人必归业”直接显示了“人民团体在台湾民众中的参与程度”[21]。社区公益协会、社区发展协会等组织在台湾有强大的组织感召力。因此,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通过社区公益协会组织开发“人文地产景”在地资源。大陆地区,居民呈“原子化”和“碎片化”趋势,加之居民自组织发育不健全,必须存在一个法定组织“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再组织起来,整合和动员社会资源”[9]。同时,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以及党组织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号召力,成为居民委员会巨大的政治优势。第二是在地优势。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生活在社区、工作在社区,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与社区居民打交道,是百姓知冷暖的贴心人。很多居民委员会主任,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社区事业,他们对居民的事情如数家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居民委员会在居民心中建立了强大的认同感和合法性。居民对居民委员会的认同和制度信赖,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很多社会组织发现,如果缺乏居民委员会的帮助和引进,他们甚至难以进入居民生活世界,更别说组织居民参加活动。第三是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意愿。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处于制度结构的夹层,要对上负责接受街道的考核、对下为居民分忧,行政命令与居民索取、部门内耗与邻里纠纷常常使他们陷入两头受气的境地。居民委员会自身有强烈的意愿和动力,向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赋权增能,引导他们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实际上也是为居民委员会减负的过程。历史和现实的选择,需要居民委员会正视自己的使命,重造自身角色和功能定位,更加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

(三)居民委员会角色和功能再造

回顾历史,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方式,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推动无力,居民冷漠、社会无行动;嵌入式“三社联动”,政府让渡部分资源和权力给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被边缘化,能力弱化。社会组织一味迎合居民的需求,居民的欲望被无限放大,只享受服务,消费公益;内生式“三社联动”,政府、社会组织认清自身角色定位,向居民委员会赋权增能,提供制度、资源和技术的平台。居委会重回社区治理的核心,并且第一次有“权”有“能”,一改往日被动、消极的状态,与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进行良性互动、对话、反思。居民委员会如同一条鲶鱼,激活了社区居民冷漠、不行动的状态;又如社会治理网状结构中的蜘蛛,积极主动的与每个社区行动主体发生联系。只有居民委员自我解绑,自我解放,居民才能被解放,社区自治才能形成有源活水。



1居委会角色功能定位图


赋权增能模式,居民委员会居于核心地位,在社区治理体系中成为“节拍器”和“助推器”,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明确行动边界,不包办、不越位。居民委员会就像一只强有力的手,不断引导和推动居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回应自己的需求、解决自己的问题。

政府不再依靠行政力量直接干预,而是通过制度激励、资金扶持、能力建设、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赋权增能,再由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向社区居民赋权增能。近年来,湖北省和成都市成华区成功举办的公益创投大赛,是政府赋权社区自治的优解。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有一整套运行机制,通过购买第三方专业社会组织的服务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进行实务能力培训,使其掌握专业的社会工作的方法和理念。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引导有意愿的居民社群根据需求创意项目,并以项目化的形式参加大赛,接受政府的资金支持和后期的督导。公益创投大赛作为政府赋权的机制,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问题的治理、自主展开社区治理活动,提供政策、制度、资源等条件,创造了社区自治的渠道和空间。

社会组织不再绕开居民委员会,而是以赋权者和协同者的身份协助居民委员会引导居民参与。社会组织在参与中,逐渐发生分化、改变,定位更明确、服务更加有效率。一部分社会组织专注社会工作实操,深耕于社区,在服务特定群体(如残疾人、高龄老人等)的同时也增强他们的自助与互助能力。一部分社会组织则着眼于整体社会工作技术的更新与提升,专注于研发社会工作实务技术,在另一层次对居民自治作出贡献。

居民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希冀社区所有的居民都能参与到社区的事务也是不现实的。每个社区总能找到一部分有意愿的居民,这一部分居民有时间、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行动。他们也将感受到经过赋权增能后的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不同,感受到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带来的平等参与的愉悦、享受到被尊重、被赋予决定权和行动权的快乐。这部分有意愿的居民社群,彼此展开对话协商出自己的行为规范——公约、制定出参与的激励机制、自主策划活动方案和行动方案去回应自己的需求,解决社群的问题。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所要做的就是,不包办、不急功近利,充分尊重居民的主体性,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向居民赋权增能,在恰当的时机引导居民推选出自己的领袖团队,组建居民社团。

居民委员会在赋权增能模式中是核心、是平台、是中介,它要与网状中的每个行动主体积极主动地发生联系。“对上争取项目”,居民委员会借助自身政治和组织优势,特别是借助公益创投大赛项目化的运作机制,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运行争取经费支持;“对下发动居民、组织居民”,居民委员会回归自治本设,就是要作为一只强有力的手,引导、推动、组织居民参与;“左右链接资源”,居民委员会引导社区社会组织横向开发资源,做好社区公益服务项目推介,协助社区社会组织链接辖区企事业单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通过这种方式把市场主体也吸纳到社区治理结构中。居民委员会还要做好“赋权者”、“增能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把决定权和行动权充分交给居民,及时发现和培养潜在目标领袖,后期搭好平台、增能领袖,放手让领袖团队带领团队成员自我开展活动。

四、结语

中国社区治理能力的生成离不开国家的作用,但国家不再是行政力量直接介入,而是通过赋权增能的方式,创造提升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能力的制度、资源平台和技术支持等条件,主动而间接地介入,化解社区自治和行政管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社区可持续地治理能力。赋权增能的治理方式,表明多元社会治理要放弃简单粗放理念,要走向精细化和复杂化。对于地方治理来说,赋权增能模式是一种渐进式改革,它在不改动现有体制情况下,提升了社会的组织性和自主性,增强了社会权能,从而提高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水平,使“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悄然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陈天祥,杨婷.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H市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2]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桂勇.邻里空间: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孔娜娜.“共同体”到“联合体”:社区居委会面临的组织化风险与功能转型[J].社会主义研究,2013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EB/OL].[2017-03-02].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89-12/26/content_1481131.htm.

[6]杨爱平,余雁鸿.选择性应付:社区居委会行动逻辑的组织分析---CL社区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24.

[7]姜振华.社区参与:对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互动关系的透视[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3.

[8]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农村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M]//谢立中.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9]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3.

[10]石发勇.准公民社区---国家、关系网络与城市基层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12]陈伟东,张文静.合约理论视角下居委会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112.

[13]任远,章志.中国城市社区发展典型实践模式的比较与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36.

[14]陈伟东.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J].理论月刊,200012.

[15]郑崇明.政府购买城市社工服务要义[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4.

[16]王星.“居站分离”实践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创新[J].学海,20123.

[17]韩鸿.参与和赋权:中国乡村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影像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16.

[18]王玉亮.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质[J].历史教学,20069.

[19]陈伟东.城市社区自治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

[20]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M]//邓正来,杰弗里·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1]中共浙江省委“两新”工委.台湾社会组织考察报告[J].中国社会组织,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