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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形象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基于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的案例,研究公共议题的媒体形塑与议题相关政策的具体关系。研究发现,媒介形象在议题形成、政策出台、实施和变迁等循环过程中具有规律性作用。媒体在政策形成之初通过报道塑造媒介形象并反映社会公共问题,推动政策议题形成;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媒体报道对其解读与宣传可以加速政策的社会认同和落实;但媒体也会因其题材选择偏向性、“滞后效应”、社会认同的“路径依赖”而导致政策滞后甚至阻碍政策实施。

【关键词】农民工;公共议题;媒介形象;政策变迁;政策传播


一、问题的提出

媒体塑造的公共议题的媒介形象与公共议题相关政策的变迁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一方面,媒体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媒体是政府有效实施政策的平台和工具,公共政策的目标、意义与内容需要媒介进行宣传和解释。在我国,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其新闻报道会表现出现实政治的倾向性。媒体通过对公共政策进行“政策倾向性”报道、塑造具有政治倾向性的媒介形象,从而协助政府引导舆论,重塑社会的公共政策价值观,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舆论保障。[1]政府有时还会让媒体刊载一些立场偏向于民众而与政府立场对立的政策观点,减缓和避免民众因对政策的不满而造成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恶化与断裂,[2]实现疏导社会不满情绪的目标。

同时,公共政策影响着媒体报道与媒介形象的塑造。公共政策是媒体所依赖的主要信息来源,政府因此具有主导新闻框架的优势。[3]此外,偏向于决策者立场的媒体议题进入决策状态的可能性会大于缺乏政治支持的媒体议题。[4]

另一方面,媒体也必然带有鲜明的媒介属性。即使是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除了作为党和政府的传声筒之外,其自身的媒介属性促使其关注人民群众的普遍需求和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不违反根本政治原则的情况下,媒体在报道上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媒体的议题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较大自主性。这些自由议题往往不与政治原则相冲突,但在某种程度上会与政策目标相冲突,使得媒体议题与现行政策议题不统一。

对某类人物群体的形象塑造是媒体常见的议题。即媒体将新闻报道作为媒介形象的载体和表征,对人物形象进行再现与加工,并通过媒介形象以实现其对于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中的影响。[5]一方面,媒体在公共领域扮演着议程设置者和公共话语平台的角色,[6]制造出一定时期内与社会大众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焦点事件,也可以塑造某种特定的人物形象,进而对大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干预。由此,媒体议程具有可以转化为公共议程的潜力。[7]另一方面,媒体议程还可能对政府施加公共决策压力,促使政府做出回应,从而直接转化为政策议程。

媒体对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已有研究较少从政策形成、实施、变迁等角度分析媒体议题与政策变迁的关系。本文将在政策变迁与媒介形象的同期及差序时期的对比中分析媒体在政策形成、实施、变迁这一过程中对政策变迁产生的影响及相互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分析方法

政策变迁与演进具有内在的阶段性和可能性边界,而政策转折点反应了旧政策向新政策转变的目标取向、内容设计、路径选择等,是把握政策变迁过程的关键点。[8]同理,媒介形象转折点也能反映媒体报道受外在环境影响而转变的目标取向、路径选择等。本文借用“元分析”方法原理,根据对一定数量的、单独的、已有的针对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的研究数据进行“整合”式二次分析,得出普遍性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迁节点;筛选、比较所选文献针对农民工的政策研究的时间段、时间节点,结合媒介形象变迁节点分析该节点前后农民工政策变迁的规律,解释动态变迁中农民工政策与不同时期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关系。

(二)案例选取

媒体通过对公共议题进行报道与媒介形象塑造影响政策议题。以农民工媒介形象为例,其媒介形象的塑造特征及演进过程与农民工政策的变迁规律具有相关性和相互解释性。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的关系及演变规律的确立不仅可以帮助政府以媒介形象为参考,确定政策议题,还有利于政府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快速测评或及时对政策加以修正。

因此,本文以农民工媒介形象为研究案例。已有的大部分研究主要针对农民工政策的阶段性演变或者仅从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演变进行单一层面的归类研究。将农民工政策与农民工媒介形象对应起来进行比较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是将农民工媒介形象的变化规律直接嵌入农民工政策的阶段性分类中,这虽然承认了媒介传播与政策存在的相关关系,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在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对媒介形象与政策变迁关系的合理性考察。同时,为得出已有研究在分析农民工媒介形象中所选的时间变迁节点,本文选取能更好地凸显政府政策与媒介形象塑造之间联系的《人民日报》为媒体研究对象。

(三)数据搜集与时间参照节点

基于历年国务院公报,搜集国家关于农民工议题的政策数据。查阅《人民日报》图文全文数据库,搜集体现农民工媒介形象的报道。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选用“农民工”“媒介形象”“人民日报”等关键词进行检索,以人工阅读的方式筛选出研究《人民日报》报道农民工的论文,共得到满足条件的文献18篇,并对相关文献内容与结论进行时间节点的二次分析。本文选取被作为研究时间节点频数超过10,同时该年份作为研究起点频数超过2的年份作为参考节点,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1983年在18篇文献中被研究过11次,2次作为研究起点;1989年在18篇文献中被研究过14次,2次作为研究起点;20012002年被研究次数高达18次和19次,20012次作为研究起点,而2002年被4次作为研究起点。这些年份在研究总次数以及起点研究数明显高出其他年份,另外因2001年与2002年相近,我们将1983年、1989年、2001年作为媒介与政策变迁的参照节点,划分为1983年以前、1983-1988年、1989-2001年、2001年以后四个阶段,分别考察节点前后媒体构建的媒介形象及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三、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变迁的关系

(一)保驾护航:1983年以前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政府严格限制城市企业从农村招工,并配套出台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城乡二元化户籍等一系列政策和制度,以减缓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对城镇就业和食品供应所可能造成的压力。[9]这种限制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未得到改变。仅从劳动力流动政策来看,1983年以前,农民工政策处于基本禁止农村人口流进城市的阶段。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明确规定: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可见,虽然改革开放初期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然而流动限制到改革开放初期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民工政策仍处于“控制流动阶段”。[10]在此时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媒体在这一时期的报道主题为不鼓励农民工流动,且这些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将进城农民工塑造为“非法流动者”的媒介形象。



1所选文献研究时间节点比较


媒体对地方政府对“控制流动”政策的具体落实情况作了专门报道。最早在1980819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小议“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主要报道了常州市提出清退城市内的计划外农民工。而1982131日,《人民日报》第2版题为《干部带头清退自己安排的亲友安徽十万多农民工返乡务农》的报道指出:安徽省通过端正党风、抓各级干部的表率作用,半年时间里就动员了10.24万名农民工返乡务农,每年可节约工资支出7200万元,粮食400多万斤。媒体将农民进城务工看成是不正当行为,甚至是涉及到党风建设的严肃政治问题。总的来说,在这段时间内,各省、各地方政府、政府工作人员关于清退农民工的举措及行动成为了媒介在农民工问题报道上的主要素材,农民工流动被打上了“非法”印记。究其原因,源于媒介特别是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的政治属性所赋予其对政府大政方针及政策主张进行传播与解读的义务及责任。通过对农民工政策进行“政策倾向性”报道、塑造具有政治倾向性的“非法流动者”的媒介形象,为政策实施扫清舆论障碍。[11]“非法流动者”形象的塑造促进了以严格限制农民工流动为代表的农民工政策的实施,强化了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非同步性:1983-1988

1983年以前关于农民工的报道从侧面反映了大规模的农村经济改革、家庭承包分溢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长时期内聚集的问题严重性。由于前一时间阶段媒体对农民工流动议题的报道及“非法流动者”负面形象的塑造,农民工流动“合法性”议题在某种程度上推向了政策议题,也为推动大幅松动的农民工政策出台客观上营造了舆论环境。

1984年至1988年间,在放开搞活生产的政策号召下,农村生产力得以提高,城镇经济也发展迅速,[12]政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开始改变。自1984年开始,国家逐渐允许农民在资金和粮食自给的条件下进城经商或务工,并在之后出台了部分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的地区交流、城乡交流和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的政策,表明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管理制度的大幅松动。[13]同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对农民工进入城镇后户口、居所、回迁等方面提供政策保护和支持。所以自1983年开始,农民工流动管制进入了允许流动的“黄灯阶段”,农民工开始大量进入城市。

然而,相比政策的大幅松动,《人民日报》的报道并不积极,每年报道数量在5篇以下,媒体关注度不够。从内容上而言,这些报道都只是从雇佣农民工以降低经济发展投入来进行报道,象征性地为松动的农民工流动政策进行铺垫宣传。例如1984420日《人民日报》发文称“雇佣一名农民工顶替一名固定工的职位,企业与城市每年可减少各种福利费和补贴793元,而农民工收入可达近千元”。时隔4年之后,《人民日报》刊登了另一则新闻,内容为“用一名农民工比用一名固定工人,国家和企业每年可节省各项开支7001000元,生产效率可提高近30%”。

但事实上,《人民日报》在1983年到1988年这一阶段的不少报道并未表现出像1983年以前的时段内对政策宣传上的强有力的支持。相对于政府积极松动的农民工政策,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人民日报》宣传的农民工媒介形象也仅限于上述几篇文章。《人民日报》对此阶段农民开始从事非农就业的现状做出“不报道”“碎片化”“单一化”报道的反应,实质上映射出媒介形象的作用不尽是对政策的正向推动作用或者保驾护航的作用。

可见,1983-1988年农民工媒介形象与农民工政策呈现出非同步性。媒介形象的塑造仍是基于前一阶段的农民工政策倾向,滞后于松动的流动政策,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政策的社会认同,对政策的实施客观上起着阻碍作用。显然,政策变迁必须经历旧政策均衡、政策失效、政策创新、新政策均衡的过程,而只有当社会各方面对新政策完全接受和认可,才能使其转化为社会一般性的基础规则,政策才会进入均衡阶段,政策变迁才会顺利完成。[14]然而,社会对前一时段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形象认知无法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加之单一化的农民工形象塑造,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相应的社会共识,影响了城市市民群体对农民工的情感与认知,从而减弱了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同与肯定,[15]使得有关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宽松流动政策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得到社会的迅速认可。

从这种阻碍的作用机制来看,1983年以前的政策造成了媒体对以往时期农民工媒介形象的“路径依赖”。新政策本身的“时滞效应”也可能导致媒体没有即时塑造新的农民工形象,使得城市市民群体对农民进城继续产生抵制心态,从而阻碍农民工政策的实施。

(三)政策收紧与负面媒体议题的涌现:1989-2001

1989年,农民工流动的松动政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变迁。一方面,农业经济效益不佳并连年下滑,乡镇企业的运行面临困境,造成农民收入较大下降,因此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呈现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城市新增就业岗位严重不足,从而促成1989年春节铁路客运“民工潮”的爆发。[16]“民工潮”的爆发为前一时期农民工大量不合理流动现象敲响警钟,政府政策开始严格控制民工流动。1989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严格控制农民工外出和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地方政府政策以广东省为例,1989年春节广东省在车站、码头等进行“围追堵截”,对农民工进行疏导劝返;各级领导、各部门给予充分关注和重视,并由劳动、公安、卫生等部门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缓解“民工潮”。[17]

与之相对应地,媒体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迅速从每年5篇及以下的报道数量跃升至1988年的12篇、1989年的22篇,此后至2001年,每年的平均数量保持在10余篇的水平上。媒介报道从强烈的抵触农民工流动的立场出发,将农民工群体塑造为“外来族群”形象。例如,《人民日报》将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定义为“盲目流动”,农民工形象被塑造为“盲流者”。“民工潮”反映了前一段时间宽松流动政策下相应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接纳能力的缺乏;而对于“民工潮”的“围追堵截”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应地方政府对于地方就业等资源的“地方保护”,相应地方社会民众对农民工所持有的一种“外群体歧视”,而这些内容则通过媒体以形象塑造的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1988年底至19892月前后,农民工曾被刻画的“被城市清理对象”以及“非法流动者”等刻板形象不仅没有得到媒体澄清,反而被媒体进一步污名化。

1989年222日,《人民日报》第2版报道了一则题为《广东打工不易请勿听信谣言》的新闻,指出“近年来,广州火车站一带滞留的外地民工数以万计,经明察暗访,发现他们都是轻信‘广东好找工作’的话,或被人戏弄,盲流而来的”。随后225日《人民日报》第2版又报道:“广东劳务市场劳力过剩,不能安排外来人员工作。”农民工媒介形象在“潮流”与“盲流”间交织,在“正当”与“不正当”间徘徊,这无疑造成城镇居民与农民工对农民工身份的误解,对农民工政策的扭曲与不信任。媒体所报道的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反应不仅通过塑造农民工形象对农民工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反馈,还为后期农民工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媒体议题参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盲目流动的负面媒介形象也促使社会和政府反思,农民工的真实形象是否如媒体塑造的那样“污名化”,重新审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并着手修正和调整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

(四)多元循环:2001年以后

进入新世纪以来,因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导向变为主动引导及鼓励,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地有序流动,并配套了较为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18]农民工政策由单纯的流动就业转向社会尊重、公共服务、社会权益、就业质量等多维度问题。在总的发展趋势上,农民工政策倾向于公平与融合,主要体现在:连续多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将三农问题提升至政策议程的前列;逐步消除农民工在行政、体制上的工作障碍;将农民工保险、子女教育、就业培训等纳入财政预算;建立和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并市民化的过程中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19]

由于农民工政策已经不再局限于前述几个阶段的“管”与“放”,而是趋向多元化,媒体所获得的议题空间变得宽松。《人民日报》从21世纪初至今,关于农民工相关报道呈“爆炸式”上升趋势,2002年报道数量跃升至66篇,2003年达到268篇,2004年超过了600篇。报道涵盖各个方面,主要以当期农民工社会问题、农民工政策为主。例如:基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及取消农民工进城不合理限制等政策导向,《人民日报》开始肯定农民工对于城市建设的贡献,称农民工为“城市财富的创造者”;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赋予农民工“职业劳动者”“现代产业工人”等形象;同时,在响应户籍制度改革潮流、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中,媒体赋予农民工“新市民”与“融入者”的形象。[21]举例来看,基于2003年大规模农民工工资“清欠运动”,《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大都是以农民工合法权利相关的议题为主要素材,比如工资拖欠问题、子女教育问题。

另外,从报道内容与政策内容的相关性以及相关议题的政策出台时间来看,媒体报道与政策在出台、实施和变迁的过程中有着交互影响。2004年《人民日报》对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及其权益维护话题进行了大量报道。《农民工不注意维权吗?》《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都塑造了虽身处于社会弱势但权利意识觉醒的农民工群体媒介形象。塑造的此种农民工形象正好呼应了2003年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该文件指出,必须依法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做好建设行业农民工管理和服务工作等要求的通知;也体现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所提出的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等政策中。

2014年3月《人民日报》的报道《农民工曹勇代表建言市民化》描述了在江苏太仓打工的农民工曹勇的生活状态:当地企业为以农民工为主的员工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落实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针对需有连续两年的社保缴费记录、自有房产满一年(75平方米以上)才能真正落户的条件,曹勇提出了新的“无房市民化”要求。这与近年来媒体赋予农民工“新市民”与“融入者”的形象相一致。半年后,《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着力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等意见。媒体对于这一议题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策议题的形成,推动了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1.媒介形象在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媒体对议题的塑造能够促成政策议题的形成。不仅对公共问题起到发现机制的作用,它还能够促使社会问题或事件得到有效的曝光,最终使私域问题进入公共议程。[22]通过将整个社会零散分布的、潜在的社会意愿和要求转化为集中明了的公共议题,媒体在政府对哪些社会问题应该纳入政策议程方面可以起一种提示与补充作用。[23]媒体只进行不鼓励农民工流动的少量报道以及塑造“外来族群”“盲流者”形象,促进了严格限制流动的农民工政策的落实。21世纪初,所塑造的“城市财富的创造者”“职业劳动者”“现代产业工人”等形象则迎合了建立合理有序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新政策。

媒体报道对政策的宣传与解释作用会出现短暂的滞后甚至产生逆向阻碍作用。由于社会民众对旧政策的“路径依赖”效应以及新时期农民工政策社会认可度的“时滞效应”,媒体在新农民工政策出台并实施之初倾向于大篇幅地报道“对农民工流动严格控制”与市民的抵制心态。这种类型的报道延缓了社会对农民工政策的认可,从而对政策实施产生阻碍作用。

2.媒介形象在促进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面对政策题材,媒体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宣传,即前面所提“上传下达”作用,侧重政策制定的意义、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预测等;二是政策报道,强调政策在实际运行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与存在的问题。[24]媒体不仅能反映公共问题,而且能向公众提供政策信息,[25]农民工政策的推行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往往在该时期农民工媒介形象及农民工报道中反应和体现出来。同时,媒体对农民工等类似社会问题的报道能够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起到反映和监测的作用,而媒体的这种监督作用往往发生在新旧政策变迁的节点上。宽松的农民工流动政策下媒介“反政策倾向性”塑造的“外来族群”与“盲流者”形象为下一阶段合理控制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变迁提供了新的议题参考。在农民工政策变迁过程中,媒体报道通过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最终以反馈方式推动新议题形成与新政策出台。



2公共议题媒介形象与政策的关系


不论是从政策议题和媒介形象塑造的内容相关性还是时间上的前后联系,媒体对政策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媒介形象对政策阶段性的作用始终贯穿于政策发展的整个循环过程。如图2,媒介形象的作用贯穿于政策的形成、实施和反馈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政策动态变迁的推动力。媒介形象反映社会公共问题并使其上升为政策议题。在政策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媒体一方面进行“政策性倾向”的形象塑造,对政策进行解读与宣传,从而加速政策的社会认同和落实;另一方面,媒介形象塑造在题材的偏向性以及政策“滞后效应”的存在,使其对政策的解读与宣传出现滞后甚至反向阻碍作用。发挥着监督作用的大众媒体会通过对社会政策题材相关的内容进行报道,及时向政府反映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大众媒体会将搜集的公众信息以新媒介形象的形式为政策议题提供选项,从而影响新的政策议程,加速政策变迁。

(二)研究建议与展望

1.基于媒介形象反思政策效果

相对政府刻板的强制性政策,公众更容易接受媒体塑造的媒介形象。媒体报道和导向,可以深刻体现正在推行和实施的政策价值,反映整个政策的发展历程。同时,在塑造媒介形象时,媒体也可能会受到社会实际状况和公众影响导致偏离政策方向。基于政策与社会认同的“滞后效应”,政府应及时找到这种偏离的原因,拓宽政策传播渠道,提升政策的社会认可;而基于“反政策倾向”的媒介形象特别是“新”的媒介形象的塑造,则应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应考虑这些媒介形象形成的现实基础,反思当期政策的合理性与实施效果,针对性地进行政策修正,必要时直接将合理的媒介议题纳入政策议程。

2.通过媒介形象促进政策实施

媒介形象影响公众对事实的认识,政府应认识到媒体报道与形象塑造对于公共政策的潜在影响力。媒体遵循政策方向进行报道和形象塑造,不可避免受到社会问题发展状况的影响,加之公众议程不断施加压力,会对现有政策价值不断反思并逐步提出新的政策议题。政府在政策议题的确定上,首先要保留和尽可能多地考虑内隐于媒介形象的媒体政策主张,获得较难从其它渠道获取的社会信息,加深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加大对媒体这一公共平台的利用,一方面以其开放性使民众的政策性建议有机会参与政策的修正过程;另一方面在积极引导媒体权威性和说服性效果形成的同时,发挥其自上而下的“喉舌”作用,提高公共政策传播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使媒体真正成为连接公众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

3.审视媒介形象调控政策议程

由于时间、经费和政策注意力等的限制,政府不可能感知到所有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即使感知到某些问题也会因问题的轻重缓急程度而未列入政策议程。此时,媒体的形象塑造和强烈的渲染会使政府不得不重视某些问题,将本应优先解决的问题推后,打乱了本来的政策议程设置节奏。[26]因此,政府在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中,应审慎评估和检验媒体议程。此外,也有可能政府已经感知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但暂时无权力或无能力解决,媒体的媒介形象塑造和广泛报道可能导致该社会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为避免上述情况出现,政府要及时引导媒体对媒介形象的塑造,主动设置媒体议程,避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被迫进入政策议程而造成公共管理危机。


注释:

[1][11]阮博:《论公共政策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其优化》,《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6期。

[2]赵双阁、艾岚:《论传媒参与公共政策的公民权利实现》,《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3]R.M.Entman,M.Robert.Projections of Power:Framing NewsPublic Opinionand USF oreign Policy.ChicagoChicago Universit Press.2004.pp.163-173.

[4][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5]苏林森:《被再现的他者:中国工人群体的媒介形象》,《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

[6]郭小聪、肖生福:《当代中国传媒、民意与公共决策的互动探析---以电话初装费政策调整和取消为案例》,《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3期。

[7]孙宇:《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政策议程和参与型治理》,《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2期。

[8][14]陈潭:《公共政策变迁的理论命题及其阐释》,《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2期。

[9]温思美、张乐柱:《建国60年农村经济发展轨迹及其愿景》,《改革》,2009年第8期。

[10]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管理世界》,2002年第5期。

[12][16]李中建:《我国农民工政策变迁:脉络、挑战与展望》,《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13][20][21]董小玉、宛月琴:《文化生态视野的农民工形象变迁与话语建构:由媒体观察》,《改革》,2013年第2期。

[15]许向东:《一个特殊群体的媒介投影---传媒再现中的“农民工”形象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17]赵志强:《对“民工潮”的认识与思考》,《中国劳动科学》,1993年第10期。

[18]刘世定、王汉生、孙立平、郭于华:《政府对外来农民工的管理---“广东外来农民工考察”报告之三》,《管理世界》,1995年第6期。

[19]欧阳慧:《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特征及政策演进》,《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22][24]陈堂发:《大众媒介在政府政策行为中的作用》,《新闻界》,2006年第2期。

[23]赵玉峰:《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5]安彩英:《论大众传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新闻界》,2012年第19期。

[26]曾润喜、王媛媛、王晨曦:《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议题排序研究》,《电子政务》,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