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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无疑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高频词,据统计,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14次“美好生活”,殷殷民生情怀,溢满纸上。报告铿锵有力地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本期开始,“议政建言”周刊将从人民群众关心的小事切入,邀请各界政协委员积极议政建言,围绕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群众生活中的不如意、不方便献计献策,以期凝心聚力共创更加美好的生活。

——编 者

共享单车占道影响交通、小贩当街摆摊屡禁不绝、城中村脏乱差难整治……如今,随着我国城市的数量、规模、人口不断扩张,以及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城市系统的运行管理越来越复杂,对城市治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不仅是当下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要,更关系着如何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治理中,城市的治理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现阶段,我国城市治理存在的突出矛盾有哪些?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一起来听听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城市治理历史欠账太多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可以预见,未来还将会有更多人口涌入城市。这种趋势下,如何让城市发展不仅高效,而且宜居,成为广大城市居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城市治理更加规范合理、城市空间更加美观,这种愿望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蔡建国说,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以往对城市规划不够重视、理念落后等原因,当前城市治理中有太多欠账,想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准很难。

城市治理要满足市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九三学社中央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丁志宏看来,我们城市治理面临的问题很复杂:比如城市治理理念滞后、城市政府的管理层级过多、依法治理城市能力不足、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欠缺、城市治理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较低、城市群协同合作治理机制欠缺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长期单方面追求GDP增长的传统政绩观促使下,一些地方只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不注重城市的管理服务特别是城市治理的战略性地位。”丁志宏说,这就导致城市治理方式粗放、手段单一、管理滞后,城市各类问题和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

同时,随着近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城市系统的运行管理越来越复杂,也对城市治理水平提出新的考验。

今年早些时候,共享单车疯狂占道、行人吐槽无路可走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共享单车的出现,打通了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既解决了一些地方政府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又为人们绿色出行提供了方便,本来是一件好事,为何却引起这么多抱怨?

不少专家认为,原因就在于政府治理没有及时跟上,缺乏有效的监管与维护。而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城市中的这种新生产生活方式与监管滞后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政府如何应对?

对此,一些委员和专家表示,未来的道路在于城市的精细化治理。“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往粗放式治理、运动式治理、一刀切的方法,势必行不通了。”丁志宏说,“接下来的城市治理中,精细化治理必将成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精细化治理离不开共商共治

今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时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么,这种“绣花式”的管理要如何实现?除了政府部门提高自身管理服务水平之外,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城市治理积极性,发动各界群众共商共治,无疑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必由之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让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感到很振奋。

王名将城市治理主要分解为3个子系统: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治理,以社区为载体的社区治理,以行业、社群为主体的社会治理。“只有这3个子系统的有效运行都达到一定水平,才能代表一个城市治理水平的高度。”王名说。而后两个子系统的运行,无疑都需要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的作用。

调研中,王名对浙江大力推行的基层协商民主颇为推崇。比如浙江省的五水共治,浙江污水问题很严重,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采取协商对话、圆桌会议的方式,让包括政府、基层群众、媒体等各方主体都参与其中,对话协商达成一致后再解决问题,“不是政府说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拆迁也不是说拆就拆。”

“其实,城市治理体现在很多具体事情解决方式上,在城市治理问题上,政府、社区、行业、社群这些系统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名说,用经常性的协调和对话机制,将企业、居民、行业、媒体、政府等相关主体聚集起来协商解决,让各方利益都得到体现,各方诉求都得到表达,是最好的方式。

“城市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人。因此,城市治理必须把保障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置于城市治理中心地位,把最大限度激发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作为城市治理根本所在。”丁志宏认为,当前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下沉到社区,使社区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探索领域。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构建新的治理主体体系,纳入政府、公众、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推进全方位、立体化合作治理模式;同时,加强制度设计,保证公民参与城市治理有章可循。而对于公民来说,也应积极转变公民参与理念,依法、理性、自主、适度地对城市治理进行个人或集体意愿表达。

法治化、智能化应成必要手段

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下的城市精细化治理中,有哪些必要手段?现阶段的“突破口”在哪里?

委员和专家普遍认为,随着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日益完善和近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发展,未来法治化、智能化将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如今,不少城市正在这些方面不断探索、实践城市精细化治理的路径。将大数据融入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就是其中的探索之一。

蔡建国对上海的城市治理有过深入观察,在他看来,上海的网格化管理便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实践:将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2000多个边界清晰的网格,做成一张网格“电子地图”;在地图的基础上,叠加设施、交通、环保、绿化等部件,匹配环卫、突发、市场、治安等事件,将整个城市纳入实时、动态的网格化管理。如此一来,应对突发事件、进行专项管理、打通日常监管,在数据集成进程中就可以得到有条不紊的处理。

在这一治理实践中,大数据技术得以运用到城市网格化管理中,将城市治理内容不断“绣”进一张“电子地图”,人机联手,使治理渐入佳境。

“如今,大数据技术已经像血液一样遍布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生活等智慧城市各个应用系统,将来政府完全可以把低价值的数据转变成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数据’治理,让城市管理从‘经验治理’转向‘科学治理’。” 丁志宏说,但同时,在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城市精细化治理过程中,也要避免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失真”“数据安全”和“数据依赖”等异化现象。

除此之外,法治化也是委员和专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委员和专家们一致认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应置于合法有效的法规、规范、标准的框架之下,这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

“尤其是‘法治城管’建设亟待加强,彻底解决城管执法问题。”蔡建国说,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城市管理立法工作滞后于城市管理实践工作,致使各地城市管理工作很多无法可依,矛盾冲突不断,损害了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这一基础性问题必须得以解决。

说到底,一个城市虽然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但最本质、最重要的仍是居住功能。“一个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具有包容性,能够让各阶层人群都可在其中安身立命的城市。”丁志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