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新论 TOP 10
典型推荐

【摘 要】群众工作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以往的研究尚未冲破传统党建的研究范式,缺乏更开阔的理论研究视野和分析模式。以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治理理论的多元主体性、治理手段多样性、主体合作互动性等内涵要素出发,研究和探讨新时期群众工作机制,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契合人民群众的诉求,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治理理论;群众工作;机制创新


社会转型期群众和党员队伍两个主体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对党的群众工作带来重大考验和严峻挑战。因此,转变传统群众工作模式,以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治理理论的多元主体性、治理手段多样性、主体合作互动性等内涵要素出发,研究和探讨新时期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对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传统群众工作模式的不适应性和治理理论的借鉴

(一)传统群众工作模式的不适应性

传统群众工作模式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群众工作的机制和方法。传统群众工作模式在主体上呈现单一性特征,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党组织作为群众的领导者或管理者,作为群众工作的主体,而这种群众工作主体必然会侧重党的领导和干部,人大、政协、司法系统等组织形态在群众工作中被弱化,社会组织在干群关系中同样被弱化。在向度方面,传统群众工作有着自上而下的特征,人民群众是传统群众工作的客体和对象,严重影响其自身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因而在党和群众关系中呈现被动状态。在群众工作机制保障方面,往往通过主观世界的政治教育、宗旨教育、运动和活动等方式,忽视制度建设,呈现偶发性和变动性特征。

传统群众工作模式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于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当今社会已呈现出了诸多不适应性,甚至在一些方面呈现失灵的状态,其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发生了剧烈的转型。

1.社会转型客观要求改变传统群众工作模式。

目前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剧烈的,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群众工作体制和工作模式是否能够适应现在的需要。当今社会正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色彩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各阶层间利益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拉大,民间组织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群众民主意识增强,理性思维活跃,社会思想多样化。这意味着传统群众工作模式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群众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都要随之而变。

2.社会转型导致传统群众工作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

一是一些党员干部不愿见群众、不敢见群众、不会见群众,党员干部对“上”的工作动力很足,对“下”的工作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在群众工作中“失语”。二是党的群众工作方法缺乏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开展工作习惯于依靠传统的老经验、老办法,缺乏对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性研究和思考,惯用权力做群众工作,导致传统群众工作方法“失灵”。

(二)群众工作模式分析的理论基础:治理理论的借鉴

2O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的兴起和不断完善,成为群众工作模式创新的分析工具。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理论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因此治理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1]。从国内、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治理的本质内涵均与统治理论相对应,重点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具体来说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更多地强调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二是管理方式以及管理手段的多元性。在公共事务管理中,除党组织和政府权力以外,仍有其他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政府应运用各种办法来达到目标,以实现良好的公共事务管理。三是公共权力治理运行的双向性。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的公共利益为目标,其权力向度存在双向性、多向度、相互性。

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问题,要根据政治文化差异,有所鉴别、有所选择,在鉴别和选择中创新分析模式[2]。根据我国“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理的主体可以多元,除党组织外,人大、政协、社会组织等都是群众工作的主体。二是群众工作以公共利益为取向,只有公开、民主,才能凝聚公众利益的诉求。三是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也是主体客体合作的过程。随着我国的转型,单向的群众工作已经远远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宗旨,这就需要拓展群众工作的思维与思路,不断在上下互动与政治参与制度上予以创新,形成双向或者多向的对接管理机制。治理还意味着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多元,最终要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

二、国外政党群众工作的教训和启示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其国家制度有何不同,都要面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问题,面对随时代发展创新群众工作机制的课题。认真汲取国外政党在处理官民关系上的经验,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一)苏联处理“干群关系”的教训

1991年苏联的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和长期作用的结果,但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执政的苏共没有做好群众工作,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根据1990年《西伯利亚报》进行的“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3]。这表明苏共已经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列宁曾告诫全党,执政党“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4],清楚地表明了执政党地位的巩固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二者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最终苏共由于干部的特权和腐败、权力高度集中又不受监督,严重地脱离了群众,破坏了党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导致曾经得到千百万群众拥护的执政党下台。因此,如果执政党不能维护和提高群众民主权利,漠视群众利益,无视群众诉求,必将丧失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从而导致丧失执政地位。

(二)英国工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启示

英国实行的是多党竞争制,政党通过在大选中赢得多数选票而获得执政地位,选票是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政治认同的最直观表现。诞生于20世纪的英国工党,在世界政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英国工党在群众工作中,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来不断调整政党的纲领,以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利用各种组织体系,通过多种载体联络群众和选民感情,密切党群关系。依托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党群关系协调,形成了多元主体和互动格局,包括工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依托民主政治的制度平台,实现了多主体、互动的“干群”关系的协调格局。

三、治理理论视角下群众工作机制创新探讨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经济、阶层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客观要求我们党要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模式和方式方法,通过治理理论分析、国外群众工作经验教训研究,新时期群众工作实践模式应由单主体单向度的传统模式向多主体多向度的新模式转换。

(一)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群众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众工作应由传统模式向多主体群众工作新模式转换。一是以开展“三严三实”和“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不断加强群众工作的力度,深刻反思群众工作中的错误认识,通过组织学习等途径予以纠正,形成正确的群众工作理论和思维,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和宗旨意识。按照治理理论主体多元的理念,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群众工作的共管共治。二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中组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要求,大力弘扬民主集中制,切实解决党组织内部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大力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消除阻碍党群关系和谐的制度性因素。三是逐步完善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相关规定,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确保群众在干部任用方面的知情权,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在选举领导干部过程中能够真实表达意愿。四是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通过治标反腐、制度反腐,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对党的信心与拥护。五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积极探索群众工作中的新思路与新途径。

(二)依托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发挥人大、政协等各群众工作主体的制度性优势

一是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群众工作的基本关系。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方面出现的问题大多与民主和法治政治有待完善相关,在思想多样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形势下,一些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逐渐淡化,个人私利意识不断上升,群众的诉求不断提高,要求我们党的群众工作逐步实现依托于民主政治的多主体双向度和多向度群众工作模式。二是充分挖掘和发挥人大、政协等各主体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的制度性优势,充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逐步形成各主体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性动力,逐步提升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扩大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参与度,形成决策系统各主体间的协商和互动格局[5]。三是逐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坚持和完善基层自治的政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通过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基层组织、人民群众、领导干部等各主体在构建和谐党群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重视和保护社会个人的利益,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的权利,实现集体权利与个人权利的有机统一,对于提高群众对党的认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密切联系群众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按照治理理论和新阶段群众工作转型的要求,社会组织作为群众工作的主体之一,是密切联系群众以及和谐党群和干群关系的重要主体。在群众工作新的主体中,重视培育更多符合党和国家根本利益和群众利益的社会组织。一是要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逐步向社会组织开放公共资源和发展空间,真正实现群众工作的双向及多向互动,为社会组织和谐党政关系、干群关系提供制度空间。二是要给社会组织成长空间,逐步改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群众工作职能,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应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发展空间,发挥共享资源的作用,从而实现党组织、社会组织的双向互动、多元主体多向性互动的良性发展。三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应不断加强与群众组织联系,广泛参与群众组织的活动,不断扩大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拓宽群众基础,提升党组织的形象和威望,从而培育对党的情感认同与政治归属。四是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社会组织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制衡运作机制[6]

(四)在各类经济体中培养多主体、多向度的工作模式

积极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努力在各类经济组织中也实现群众工作的多主体、多向度的工作模式,并且在执政党、政府、企业主或企业管理层、社团组织和职工个人等主体互动中实现职工群体、企业主及管理层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与动态的平衡。企业是以实现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组织,在非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中,兼顾和协调企业主和职工两大群体的经济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既是关系企业发展的长远问题,也是执政党和政府协调社会阶层群众利益的政策问题,更是关系着执政党和政府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地位的政治问题。一是党组织要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明确企业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边界,确保企业职工合法利益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二是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础的职工民主制度,包括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等制度,发挥制度的整体合力和综合效能,切实维护好职工群体的合法权益。三是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力量,重点发挥代表职工群体利益的工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从而使企业与职工群体淡化利益博弈,形成利益合作关系。

面对新时期群众工作中的新情况、新要求、新挑战,我们在坚持和借鉴传统方法的同时,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借鉴治理理论,适时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实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科学化。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杨雪冬.要注意治理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19.

[3]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弱的启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4]列宁.列宁全集:第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王凤青.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民主执政方式的探索与实践[J].党史文苑,201114.

[6]康晓强.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J].教学与研究,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