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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精神内生于城市自身发展中积淀生成的城市品格与精神气质,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应具备对城市历史方位的判断力、发展前景的预测力、精神文化的阐释力和城市精神的塑造力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目前,我国公民文化参与实践以动员性参与为主,青年主动参与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尚未形成社会多元文化治理结构。加强青年文化参与实践培育,增强民众创造能力及治理能力,建立多元参与治理的互动网络,有助于在公共领域中重构文化主体性价值,达成社会共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着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与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伦理困境。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制度、硬件、软件和环境等方面展开更有力度的城市文化伦理建设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城市文化治理;青年文化参与;城市文化伦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多种因素中,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轨道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文化治理置于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环节,让文化成为城市竞争力的灵魂。

文化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它既要求城市文化领导者具备文化战略引领力,又鼓励地方文化分权、基层多元自治管理和公民文化参与。实现公众对公共领域文化生活的充分参与提供了一条形成公共秩序的文化途径,它将有助于在公共领域中重构文化主体性价值。社会的运转是依靠文化伦理价值支撑着,如何把城市文化伦理价值注入到公民的行为中去,形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和精神气质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加强城市的文化治理功能,目的是为了通过文化的作用,促进社会价值形成共识、利益得到调和、冲突实现消弭,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和进步。

一、领导者应具备城市文化精神的综合塑造力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鲜明标志,城市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发展史,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绵延赓续的记忆,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认为,城市一开始就是积聚人类艺术、宗教、文化、商业、技术的地方。在其著作《全球城市史》中,他把世界城市的共同点高度概括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一座真正的城市必须具备精神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三方面的特质。然而,无论如何定义城市,人及其生活才是城市的核心。

城市精神内生于城市自身发展中积淀生成的城市品格与精神气质,城市领导力是一个城市的品格、气质和号召力,是由预测力、决策力、执行力、评估力、响应力、影响力等诸多因素合成。领导者的思维则是领导活动的起点,思维创新能力直接影响着领导活动创新的层次与水平。这就要求城市文化建设年轻领导者应具备对城市历史方位的判断力、发展前景的预测力、精神文化的阐释力和城市精神的塑造力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教授认为,领导者对他人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式,即通过强制性威胁、利益引诱或吸引力,使别人认同、接受你的主张或其他方面的影响。通常认为,领导者对他人的非强制性的物质利益的影响力、吸引力才更接近领导力的本质和特征。具体而言,城市的特性和发展要求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必须具有以下能力:

首先,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的战略引领力是一种文化素养。这个素养反映在于领导者是否认真考察、分析、研究过城市文化发展的基础,包括城市的历史、传统、地域、自然、经济、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状况等等,清楚城市文化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规划。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现代工业、繁荣的商业与休闲住宅区,城市文化建设领导必须要有深厚的历史眼光和远见卓识,在城市定位和发展规划上发展特色、突出优势,既延续城市的文化血统,保存城市的历史气息,防止城市文明发展的停滞或中断,又为城市的现代转型发展实现文化融合、开拓更深远的发展空间,赋予城市文化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应该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服务者、整合者、推动者,具备城市文化发展资源的积累和聚合能力。城市文化发展需要资源的支撑,作为城市领导必须要有独到的眼光认识本城市的文化发展资源。要搞好文化创意策划转型提升,切实把无形资源转化为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有形资源。尤其要做好优化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生活环境、政策环境的工作,通过营造城市的文化魅力来吸纳城市发展资源,使城市历史文化发展资源始终能随着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增值。

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应该以服务的态度来解决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同时也要认识到,领导者也是资源的整合者,以战略高度整合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人文文化资源,统筹利用,有效配置,促进文化发展。在软件上营造和谐、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思想环境、学术环境。在硬件上,搭建有益于文化发展的诸多平台。诸如,文化传播平台、实体运作平台、资本运作平台、产权交易平台、新媒体发展平台等等。

再次,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们对多元文化价值观要有一定的包容力。当然,包容不等于接受那些反社会的城市文化。领导者必须对文化的主流发展方向有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领导者还必须清楚,主流文化价值的实现,必须采取易于民众接受的途经,考虑实现的方式、方法,切忌呆板、机械的灌输方式。

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要有能力引导他人追随他共同努力,以实现既定的愿景和目标。并通过领导者个人或领导集团、社会组织等多种主体,运用人力资源、组织制度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等不同的资源去影响他人。善于用不同的方法,如用行政权力、物质利益、愿景目标、文化价值观、情感联络等等去影响他人。而从被影响者视角看,领导力的真正效果是看被影响者与领导者的互动与接受程度,即领导力是一种对被领导者的吸引力、感召力,也包括了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反向响应力。

此外,不断改善与提升城市文化建设领导的人才结构。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新思维、能够实施创新活动并取得创新成果的高素质人才。人才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建设创新型城市必然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要通过创新型团队的塑造来促进人才的成长、才能的发挥以及才智集聚效应的积累。加强专业领导素质的强化培训,切实提高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的科学化水平。由于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的开放性、复杂性、前沿性和管理行业的多样性,城市文化建设领导者必须具有更强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对此在人才结构上要制订专项制度吸纳专家型和高学历型人才进入城市领导队伍。另外,对城市文化建设领导队伍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专业能力培训,根据城市发展定位,强化城市文化建设领导文化方面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二、充分调动青年参与的积极性

公共文化领域以公共文化的生产传播及消费为特征,并与私人领域中的文化生活空间相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以政府为主要承担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构建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载体,它对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公共文化领域建设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文化支配关系固化,文化资源的供给渠道缺乏多样性。公民文化参与实践以动员性参与为主,市民主动参与的深度与广度都不够,尚未形成社会多元文化治理结构。其中青年的主动参与更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青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建设者,青年参与是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十分重要的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青年文化因其不断推陈出新、影响巨大,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城市公共文化中最活跃、最生动、最能体现当下社会生活脉动的部分。青年文化是城市公共文化中不可忽视、十分重要的内容。然而,在当前阶段,青年群体对城市治理的参与度不足,青年文化的活力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一问题值得社会治理相关部门高度关注。

当前城市治理倡导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主张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要与人的需要与意愿紧密结合起来。青年参与体现了公民作为城市主人翁的地位,反映了现代城市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现代城市治理不再以政府部门作为唯一的主体,而是需要广泛吸纳公民与各类组织的参与,尤其是青年群体与青年组织的参与,走向一种多中心“网络化治理”形态。

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说:“参与型民主能促进人类的发展,强化政治效率感,弱化人们对于权力中心的疏离感,培养对集体问题的关注,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具有知识并能够对政府事务更有兴趣的公民。”青年是公民文化的重要主体。青年参与城市文化发展既是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内容,又是实践民主、维护公民文化权益、培育公民责任的重要方式。如何让青年广泛地参与到城市文化发展中来?

首先,在观念上,必须明确,全体民众都应该享有文化平等权,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共文化资源不应由政府单一垄断,而是通过分权管理实现共享共建机制,增强多元参与的协商治理能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可以汇集非营利机构、专业机构、青年志愿者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各方最有优势的特长去运营管理公共文化设施或公共文化项目。但此类合作的顺利开展依赖于全社会对公共价值理念的共识,以及良好的法律、制度、政策和行政环境。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不仅是对人而言,对于一座城市也是如此。与经济交往比起来,温润的文化交往无疑是更深层次,也更为稳固长远的沟通关系。它对于达致社会妥协、化解价值冲突,对于共享文化的出现,以及城市共同体的构造和城市公共治理秩序的建立,有着根本性的意义。政府垄断文化事业使文化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机制,青年缺乏对城市传统文化底蕴的认知,加上文化资源分配体系上的弊端,压抑了广大青年的积极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难以避免。文化治理需要以文化来塑造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要靠文化的力量培育良好的道德氛围和公共秩序。在每位青年内心深处筑牢积极正面的价值大厦。

文化治理和创新必须获得青年的认同,对青年有利,否则,青年就会对政府的文化政策不闻不问,甚至嗤之以鼻。比如,盖大剧院、修精致文化设施,而普通青年消费不起,那不是文化平等。不能因为预判青年不喜欢欣赏交响乐,就剥夺他们去听的文化平等权。城市市民的气质直接影响城市文化的凝聚、形成和发展。“教育的绝对规定就是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这就是说,教育是推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实体性的绝对交叉点,这种伦理的实体性不再是直接的、自然的,而是精神的、同时也是提高到普遍性的形态的。”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大剧院、图书馆、美术馆、展览中心等,可以通过论坛、讲座、工作坊等形式对市民,尤其是青年开展艺术文化教育,培育城市青年文化素质,引领城市文化发展制高点。

城市文化创新也需要贴近青年兴趣,符合青年特点。对年轻人中兴起的新事物、新现象,如青少年所热衷的二次元、bilibili网站,成年人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努力理解其中所折射的青少年精神生活世界,从而以青年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和引导,集聚其优势,发挥其正能量。只有这样,青年才会相信城市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一份。缺少青年的参与和社会共识,文化发展只是老一辈人的一厢情愿、自娱自乐。传统精英式的“自上而下”的文化管理也不再是有效的传播模式。加强青年文化参与实践培育,发挥青年的创造能力及治理能力,建立多元参与治理的互动网络,有助于在公共领的域建设中引入新生代的力量,重塑文化主体性价值。

其次,从人才和资本方面保障民间青年力量的参与权利。要尊重民间青年文化人才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要支持青年的创新,鼓励民间青年文化人才的发展,在文化政策、法规上,保证民间青年文化人才获得平等的发展平台。重视民间资本的逐利性,在文化政策、法规上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使其获得平等的市场竞争权利,充分发挥市场上的竞争性,激活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提供这样的保障,才有可能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

进一步放开文化垄断行业,支持民间青年力量参与文化经营。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对市场的敏锐嗅觉,避免人为的、不讲发展规律的文化扶持。在政治底线前提下,既反对行政垄断,也反对资本垄断。比如,由于国有影业公司的垄断,民营影视公司往往是配角。院线被资本垄断,文艺片无生存空间。开放一些文化垄断部门,让利于民,培育民间文化产业经营企业家,鼓励自由竞争。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为青年参与提供组织载体。努力架起社会组织和城市青年沟通的桥梁。过去由政府运用财政资金来开展的公共文化项目,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下,可转变为由非政府的企业主体、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进入实施。该模式的意义不应停留在筹资运营层面去理解,它不仅是融资机制的选择问题,更是公共文化领域项目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

促进青年文化参与的措施,包括搭建开放的创意社群网络,加强政府信息平台和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充分利用报刊和新闻媒体加大公共文化信息报道力度,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充分开发和利用新媒体传播技术,利用微博、微信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强青年的文化参与程度。此外,在公共文化领域,突出青年的主体性,增进对话与沟通,在交往实践中扩大每个人的文化机会和选择范围。如何建立多元渠道让公民有合法途径影响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生活等问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深入探索。

三、重视城市文化伦理与制度建设

城市文化说到底就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文化载体。黑格尔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解为“伦理”概念客观化过程中的环节。城市文化伦理则是城市人格的价值体现,城市文化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行为规范等层面无不体现着城市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城市文化伦理建设的方向。台湾作家龙应台在其文章《文化是什么》里说,“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也就是说,社会的运转就是依靠文化伦理价值支撑着。

什么是城市文化伦理,简单地说,就是城市人格的价值塑造。它是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包括道德意识、道德体系、道德评价、伦理规范等。城市文化伦理提供的是一整套公民在文化生活中的行为道德、伦理的约束和辩护。城市文化伦理建设,就是如何把城市文化伦理价值注入到公民的行为中去,形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和精神气质。而市民状态则可看作是公共权利的状态,“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不仅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 

“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城市伦理文化则是指从伦理角度对城市文化进行价值界定,主要指伦理价值规范在城市文化结构中的应用。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后,城市社会变得包罗万象,城市秩序也被现代科技网络和先进的生活观念冲撞得支离破碎。随着城市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和建设规模急剧扩大,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面临着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市民的文化素质与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伦理困境。从目前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情况来看,文化建设、文化治理滞后的问题直接影响城市发展的质量。

城市文化伦理建设需要从理念和实践上适合城市及其发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抉择和取舍是城市文化伦理建设的动力。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制度、硬件、软件和环境等方面展开更有力度的城市文化伦理建设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

坚持城市文化伦理建设的人文性原则。社会文化的多元、多层、多样性,体现的是一种时代身份认同,但多元文化的背后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就是坚守人文性原则,这是构建城市文化伦理的基础。城市是人的居住场所,只有坚持人性化的价值取向才能体现城市的文化伦理特征。城市文化硬软件建设体现的是一定的城市文化伦理取向。什么样的文化软硬件设施,隐含了倡导什么样的城市文化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城市文化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等,还是对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制度保护,都应该是对城市文化伦理的遵循。这些软硬件设施也体现在对待环境的伦理态度上,比如,为保护一棵千年古树所持有的立场。

从城市文化伦理可上升到城市精神的塑造。城市文化伦理可以直接抽象上升为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城市文化伦理和核心价值的体现。尽管不同城市带有各自鲜明的城市特征,但是,时代性、民族性、人文性、法治、诚信、开放等,是现代城市精神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城市精神特质,这样的城市精神才是城市文化得以发展的基础。这也是锻造现代城市精神的最终目标。

随着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诞生,在社会管理的脉络中,文化开始被视为治理的对象和治理的工具。对象是下层社会阶层的道德、举止与生活方式,工具是作为一种意义上更为严谨的文化、艺术与智识活动,而这也正好提供了治理干预与文化管制的手段。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或经济、文化中心,作为多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聚集地,代表着一种生活和生存方式,它的基础是一种制度和规则。制度是社会结构约束的刚性机制,在构建城市文化伦理的制度创新上,制度的作用是关键的。文化在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性,源于文化对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影响。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优化城市在文化建设中的各项决策,是提升城市文化治理能力的一项紧迫任务。

制度建设要尊重文化发展规律。要基于基本的文化价值观而制定。诸如,文化强国战略的制定,要遵循基本的规律和价值标准。同时,城市文化有强有弱,不能唯市场标准,国家需要保护有价值的弱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创新。比如,昆曲的保护,不能总是民间“白先勇”们的努力,制度需要站出来。要加强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管理等地方性法规,推进文化领域依法行政,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健全行政审批制度,创新行政许可实施机制。着力构建文化知识产权法制体系和保护机制,培育有利于文化创新的知识产权文化,提升文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依法惩处文化领域犯罪活动,依法维护文化工作者合法权益。

制度的建立需要重视对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创新。制度必须保障文化传统的承续,文化是在文化传统资源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的。没有根的文化也没有可持续性和未来。只有在此基础上,文化创新才有源头活水。同时,制度还要对文化创新失败进行保护和救济,使得创新者具有安全感。重视制度形态中文化资本的投入。布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所谓制度形态的文化资本,即是将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等方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这也是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形式。

研究城市文化伦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及其本质。城市文化伦理建设同样需要制度保证。制度为道德规范发挥作用营造了一个适应的社会环境。制度具有强化某种伦理行为倾向的能力,良好的伦理制度能够使人们被强制的行为转化为良好的习惯行为。好的制度及其环境能对人们的行为抱有良好的伦理期待,并且自觉地扬弃伦理传统。伦理行为还能够在制度创新背景下产生新的更高的伦理要求


参考文献:

[1](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黄颖.创新型城市与城市领导的创新领导力[J].领导科学.2009(32):42-43.

[3]任珺.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

[4]万林艳.公共文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1).

[5]任珺.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24-228.